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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战国四公子，孟尝君为什么显得特殊 维舟 2019-06-28 13:22 字号 长久以来的大一统史观，常使人们习惯从“中国”这个整体去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相对忽视各个组成部分的特殊性。英国汉学家魏根深曾在《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中抱怨说，中国历史的书写常常不假思索地把历史讲述的“单元”定为国家，其盲点在于：很多情况既非中国特有，仅看中国也无法理解，还会遮蔽地方上的多元丰富性，因此，“这种以民族国家为中国历史研究之自然单位的假定，需要由超国家和次国家的两个层面加以质疑”。 在看待诸如春秋战国、南北朝这样分裂与混乱的历史时期时，这种情况尤为值得关注。公平地说，这也不完全是现代人的民族主义观念使然，因为这种“中国作为整个整体”的观念似乎早在先秦就已逐渐成形。不过，以战国而论，虽然孟子等人都提出“定于一”，但这在当时而言不如说是一个希望，身处时局中的人谁也不知道能否实现（就像欧洲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也有无数人念兹在兹重建罗马的统一，但欧洲这种分裂、制衡的局面延续至今）；然而，在我们的历史书写中，向来惯于将战国时的诸国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论述，其间虽有差异，那也是“在整体之下的个别差异”，因为统一国家的结构本身就会让我们忽视一些差异性和复杂性。 杨宽《战国史》的书写就很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在论述各国变法的情况时，他举证各国的情况，笼统地都看作是“变法”，但忽视了像“邹忌讽齐王纳谏”这样的事例，与三晋、秦国的变法远不是一回事；同样地，他将战国的封君归纳为几个特点：在封邑内征收租税的特权；封君在其封邑之内，必须奉行国家统一的法令，接受国君的命令；赵、秦等国封君的“相”往往由国君从中央派遣到封邑，并由“相”主管治理和掌握兵权；封君的封邑在传统的习惯上是可以世袭的，但实际上极少能世袭。这些诚然存在某些共性，但相应地，他并未去强调各国的差异性。 像“战国四公子”这样的称号，也不免会让人以为孟尝君（齐）、信陵君（魏）、平原君（赵）、春申君（楚）是同一类人，确实，他们都是以“养士”著称的封君，也都是一时风云人物，但如果深入分析他们的行为和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就会发现，孟尝君是其中尤为特殊的一位，甚至可说与其他三人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在此不妨重温一下“冯谖客孟尝君”的故事。当孟尝君被齐王罢免时，其门客冯谖为他营造了“狡兔三窟”：封邑薛作为退路；说服魏惠王聘孟尝君为相，以此迫使齐王让步，恢

日本汉初政治史与政治制度史研究动态 楯身智志 渡邉将智 2019-06-29 16:11 字号 本文由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刘萃峰译成中文，刊于《中国中古史研究》第六卷（中西书局，2018年）。本版本未保留脚注和篇末文献目录，引用请以原文为准。 导言 具有中国前近代史特征的皇帝统治体制确立于中国历史上最初的统一王朝秦汉时期。特别是延续了近四百年的汉朝，一般被认为是皇帝统治体制基础形成的朝代。 汉朝的创始人是高祖刘邦及追随他的萧何、曹参等功臣们。这一以刘邦为中心的集团被称为刘邦集团。他们兴起于秦末战乱中，消灭秦朝、击败项羽而建立了汉朝。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统一王朝——秦朝只存在了十五年，而刘邦集团建立的汉朝则延续了近四百年之久。究其原因，刘邦集团应是其关键所在，这已经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日本学界以刘邦集团为中心论题的研究，却在进入21世纪之后才开始盛行。诚然，此前相关研究也为数不少，但大多数研究都可以说只是旨在其它问题而旁及刘邦集团。这其中有日本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固有的特殊情况在，而本文的目的正在于介绍包括这一情况在内的近年来刘邦集团的相关研究。 此外，刘邦集团活跃的汉初的政治制度史研究，即所谓“郡国制”的相关问题，讨论也颇为丰富。“郡国制”是指，首都长安附近由皇帝以郡县制直辖统治、关东地区则委以诸侯王实行间接统治，郡县制和封建制折中的西汉统治体制。关于这种体制，历来研究者多围绕皇帝是如何控制压抑诸侯王、最终削弱其实力从而实现“实质性的郡县制”这一点，从政治、制度、经济等方面展开讨论。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正在对这种观点提出较大的修正。本文也将对皇帝和诸侯王问题的相关研究进行介绍。 第一章介绍刘邦集团和汉初政治史的相关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近年一直呈现出问题意识多样化的趋势，讨论对象从秦末和楚汉相争时期的局势以及“郡国制”的形成过程，扩大到惠帝吕后至文帝时期的政治动向，笔者将对这些研究尽可能全面介绍。第二章以制度史研究为中心，介绍汉初对待诸侯王的政策。而对文帝时期诸侯王政策影响颇深的贾谊《新书》、以及侯国诸种制度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也会一并加以介绍。 一、刘邦集团、汉初政治史研究 （一）刘邦集团的研究与“秦汉帝国论” 战后日本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最先对刘邦集团的属性进行正式分析的是西嶋定生。西嶋以探寻中国古代王朝共通特征为目的，对汉朝的创始人高祖刘邦与助其霸业的功臣